精神病专科医院适合建在火星上
医院该不该建在市区甚至城市的中心地区？医院建在市区大逆不道吗？
作者：苗国栋
来源：精神科专家苗国栋
大约四个月前，深圳发生了一件让政府、民间、专业人员和媒体都非常 我居住在广州，并非深圳市民，对这件事件的 暂不提按照先来后到、先入为主的一般逻辑，医院是翠竹路最早拓荒建院的老住户之一，怎么也轮不到后来医院。单说医院的医护人员在几十年来为“守护深圳人心灵的安宁”而辛勤劳作甚至有时还得舍生忘死、奋不顾身制止患者的攻击行为、挽救患者的生命，对深圳市人们的安宁生活的贡献算得上居功至伟。若非这间存身医院，还不知道这些年来深圳市区里有多少精神病人因投医无门，要么自杀而亡，要么冲动伤人、杀人，死伤人数肯定远远超过事件的死伤人数，恐怕翠竹路上也还会有更多的冤魂。
医院该不该建在市区甚至是城市的中心地区？这得从医院的性质说起。中国政府一直强调，医院的性质是公益性医疗机构，公立医院也同样具有这样的公益性质。对于公众而言，公益性质的医疗机构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可及性或可获得性。无论医院都应该建在公众容易抵达和就诊的地方，而不是建在人烟稀少的远郊乃至乡村。显然，公立的医院建在市区是由其公益性质决定的，不取决于谁是领导，也不是哪位政府领导拍脑瓜的主意。在广州，很多楼盘的卖点除了有附近有优质教学资源的所谓学位房，恐怕不少开发商都会把楼医院作为自己的优势介绍给购房者。因为，患病后的“病急乱投医”的心态恐怕是所有人都有过的一种体验，若身边有一所能够提医院，能让很多人的安全感陡然增加。
那么，为什么医院建在市区似乎是大逆不道呢？不仅今天的医院面对这样的困境，数年前广州市医院也曾面对这样的困境，全国还医院曾经或正在面对这样的困境。似乎在各城市里，医院都是“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弃儿”。我认为，其根源还是来自对精神病人、精神病院乃至从事精神科临床工作的医护人员不了解、不认识，可能还有基于不了解、不认识之上的“敬鬼神而远之”乃至歧视在作祟。
作为从医30余年的精神科医生，我觉得医院不容易被人们接受的原因细分之下，至少有四。第一，相对于精神活动正常的人而言，精神病人是弱势群体。在整个社会，这个弱势群体都没有敢于为他们（相比于乙肝、艾滋病患者而言）代言的人。一般而言，正常人相对于精神病人有天然的优越感，并从内心油然而生对这些人的鄙夷之态。君不见，在大街，在广场，只要有疯疯癫癫的精神病人，就往往成为众人嬉笑、嘲弄甚至是欺负的对象，很少有人会将心比心地抚慰过这些病人。第二，相对于对躯体疾病知识的了解和普及程度，人们对精神疾病知识的了解和普及程度几乎是空白，甚至是道听途说“三人成虎”这样的谬误。例如，对有追逐异性行为的精神病人，人们会自然而然地称其“花痴”，并想当然地说这些人因爱慕其心爱的异性不得、失恋而“发疯”。很少有人去认真了解这样的“花痴”是怎样成为众人眼里的“花痴”，更不要说去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了。第三，是因为精神疾病患者的内心痛苦是绝大多数未曾患过此类精神疾病的人难以理解和了解的，人们往往会从道德高度去想当然地认为，这些患病的个体存在道德乃至智力方面的缺陷，更容易以道德优胜者或智力优胜者的身份居高临下地歧视他们。第四，是与治疗常见的躯体疾病相比，治疗精神疾病的难度、时间长度以及经济消耗要远远超过多数人们所知道的躯体疾病（甚至包括某些恶性肿瘤）。即使专业工作者和家庭都为此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和努力，多数精神疾病的预后也往往不如急性躯体疾病好，所以在民间会认为这样的精神疾病是无法治愈的。为防范由接触精神病人带来的麻烦，人们往往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心态，不愿接近精神病人的世界，更不愿了解精神病人的内心世界，当然更不会愿意帮助精神病人了，甚至希望这些精神病人能够“自生自灭”，不与他们发生任何交集。
此外，或许还有另外一个难以言说的原因，就是很多人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但又不敢面对这样的问题，以至于采取“掩耳盗铃”这样的“鸵鸟政策”，以为自己越是排斥医院，越能远离自己被人看出来“有问题”的危险，甚至有远离医院就是远离自己患精神病的风险这样的迷信观念。实际上，这些人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想法，估医院就诊也就不远了。
也正是以上这些方面的原因，造成了精神科医护人员在自尊、安全感、收入等方面与从事其他专业的临床医务人员相比有着不小的差距，以至于我们这些人要时不时发出“做有尊严的精神科医生”这种近似祈求的宣言，以阿Q精神激励一下自己。同样，也是因为上述原因，医院也受到牵连，在医疗系统一直是“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弃儿”身份。只有当出现诸如“汶川地震”那样的巨大灾难性事件需要精神科医护人员挺身而出救灾、医治民众的心灵创伤时，医疗行政部门才觉得“精神病院还是有用的”。而且，说来心酸，精神科医护人员也因为平时得不到社会或上级相关部门 所以，如果可能，会有人提议，医院建在火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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