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元宫克格勃ldquo预防警告rd
摘要：
“预防警告”工作机制的实施和运用,势必会给当事人及其亲人造成心灵上的创伤,留下心理上的阴影。实际上,绝大多数遭受克格勃“预防警告”的苏联公民,并非是真的秉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观点或政治倾向,更鲜见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实际活动,往往是因为对物价上涨、物质短缺、工资下降等社会现实不满发了牢骚而遭受克格勃“预防警告”。因为表达、提出合情、合理的正当诉求而遭遇克格勃“预防警告”势必会给当事的苏联公民及其亲人造成心理上的压抑和精神上的摧残。
本文首发于《探索与争鸣》年第3期。注释略。
提起克格勃,世人并不陌生,但是,有关克格勃内部组成机构及其工作机制,想必知之者不会很多,特别是本文所要介绍的克格勃“预防警告”工作机制,知之者更是寥寥。
克格勃,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俄文缩写词“КГБ”的中文音译,既然是国家安全委员会,那么,其业务活动及工作对象就不仅关涉境外各国的相关机构和人员,而且关涉苏联国内一切可能危及苏联政权和人民的安全的各色人等、机构及其活动。本文所要阐述的克格勃“预防警告”工作机制主要是针对后者,即苏联国内一切可能危及苏联政权和人民的安全的人员、机构及其活动而构建的。曾经多年担任克格勃第五局局长、后来担任克格勃第一副主席的菲利普·博布科夫在其回忆录中叙述的内容证实了这一点:“曾经设想大大缩小国内反间谍机关的工作范围,它的主要任务是弄清国外间谍组织派往境内的间谍,监控外国人在苏联境内的活动。至于苏联人,首先是进行预防——采取预警性的措施,制止少数公民的违法行为。”这里非常清楚地揭示了克格勃“预防警告”工作机制的对象是苏联人,目的在于对“少数公民”的违法行为进行预防,采取预警性措施,以便制止其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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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克格勃“预防警告”工作机制何时建立的?
在斯大林高度极权主义政体下,各种类型的“三人小组”大行其道,它们拥有无须经过法庭审判就可以对其认定的惩处对象实施逮捕、入狱、流放直至枪决等镇压措施的权力,也就是集公、检、法三种职权于一身的特殊机构。比如,在年1月10日西伯利亚边疆区党委就成立了以谢·伊·瑟尔佐夫为首的“非常粮食三人小组”,可以拥有全权采取非常措施来强制征集农民手中的粮食;仅年1月1日一天,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西伯利亚局“三人小组”就判决人死刑,人监禁;同一天,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各地方局“三人小组”共计判决人死刑,人监禁。
在斯大林高度极权主义政体下,“预防警告”工作机制自然是没有可能存在的。随着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特别是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以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对斯大林执政时期种种违法犯罪行径的揭批,“三人小组”工作机制寿终正寝,“预防警告”工作机制开始出现。上文提及的曾多年担任克格勃第五局局长的菲利普·博布科夫在其回忆录中的叙述证实了这一点:“以前,我们也曾采取过预防性措施,年,我们了解到有人打算建立一个地下组织,他们的纲领中写进了推翻现存政权的内容。这份纲领是莫斯科一个科学机构的某工作人员拟定的。我们决定采取措施让他悬崖勒马。我们跟他进行了谈话,这个人理解了我们的意图。多年后,当他回忆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对我们还是很感谢的。”这一叙述表明,在苏共二十大之后,“预防警告”工作机制就已经存在了。
克格勃
克格勃实施“预防警告”工作机制的目的
根据一份俄罗斯解密档案文件《—年间被追究刑事责任者和受到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关预防警告者的人数资料》来看,克格勃主要对以下几类人采取“预防警告”措施:(1)“与外国人保持可疑联系有叛国动机者”;(2)“政治有害行为者”;(3)“在公众参与下(在会议、同志审判庭、公众代表参加的谈话中)受到警告者”;(4)“被正式宣布警告者”。
这份档案文件再次表明:在20世纪50年代下半叶克格勃“预防警告”工作机制就已经存在,并且作为克格勃的一种工作机制在正常运作了。与此同时,这份档案文件还反映出,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受到克格勃“预防警告”处置的苏联公民的人数一下子猛增了许多,因为仅年至年四年时间里就有人受到克格勃“预防警告”处置,—年四年时间里有人受到克格勃“预防警告”处置。之所以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受到克格勃“预防警告”处置的苏联公民的人数一下子猛增许多,与当时苏联国内的政治和社会形势密切相关,年6月就任克格勃主席仅一个多月的安德罗波夫在给苏共中央呈交的一份报告中所汇报的内容反映了当时苏联国内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的相关情况:“由于受与我们格格不入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在一部分政治上不成熟的苏联公民中,尤其是知识分子和青年中间出现了不问政治和虚无主义的倾向,不仅显而易见的反苏分子,还有爱说政治大话和推崇民主的人都有可能利用这一点,唆使这些人去从事政治上有害的活动。”在安德罗波夫的建议下,年7月克格勃专门成立了重点打击意识形态颠覆破坏活动的机构,即克格勃第五局。
年5月的一天晚上10点钟,安德罗波夫向后来多年担任克格勃第五局局长的菲利普·博布科夫阐述了组建意识形态反颠覆局的目的和动机:“这个局是基于目前局势而建立的。现在敌人正在对我们发动一场强大的心理攻势……这是一场真正的意识形态战争,要解决的是谁胜谁负的问题。我们共产党人立场坚定,有决心巩固苏维埃国家,而我们的意识形态战线上的敌人殚精竭力地破坏我们的国家。我们必须了解他们的工作计划和方法,掌握国内的形势,了解人们的情绪,这很重要。”意识形态反颠覆局的主要任务是“对政治局势进行深刻的分析,并作出尽可能准确的预测。新组建的局应该遏制源自国外的意识形态扩张,形成一张强有力的盾牌。”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受到克格勃“预防警告”处置的苏联公民的人数一下子猛增了许多,在—年期间受到“预防警告”处置的名苏联公民中,因为“与外国人保持可疑联系有叛国动机”而受到“预防警告”的苏联公民有人,因为“政治有害行为”而受到“预防警告”的苏联公民有人,“在公众参与下(在会议、同志审判庭、公众代表参加的谈话中)受到警告者”为人;而在—年间,共计有人受到“预防警告”处置,其中因为“与外国人保持可疑联系有叛国动机”而受到“预防警告”的苏联公民有人,因为“政治有害行为”而受到“预防警告”的苏联公民有人,“在公众参与下(在会议、同志审判庭、公众代表参加的谈话中)受到警告者”为人。
_克格勃“预防警告”工作机制的内容和特点
从上文叙述的内容中可以看出,克格勃“预防警告”工作机制的内容是:对苏联国内“政治局势进行深刻的分析,并作出尽可能准确的预测”,“采取预警性措施,制止少数公民的违法行为”,“遏制源自国外的意识形态扩张,形成一张强有力的盾牌”。
克格勃间谍博物馆
克格勃“预防警告”工作机制的内容决定了这一工作机制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事先预警性”。多年担任克格勃第五局局长的菲利普·博布科夫在其回忆录中列举了几个具体事例来论证克格勃“预防警告”工作机制的成效,比如,在20世纪60年代,“有一次,一位远洋航行的船长的行为引起了我们的同事的注意,他不仅说一些关于国家领导人的笑话,而且还在公众面前宣称,一旦有机会他就会留在西方。有人向我们举报,说他曾经和西方特工机构的代表在某一港口会面。我们想制止这位船长迈出轻率的脚步,便决定跟他谈话。那位船长并不否认自己的行为,可以感觉到他对我们很坦诚,我们发现他并没有真的打算背叛祖国。他感谢我们找他谈话,并向我们作了保证。这位经验丰富的船长后来成了社会主义劳动英雄,获得了荣誉,并受到了人们的爱戴。”
第二个特点,是心理和精神上的威胁性、强制性和压迫性。克格勃“预防警告”工作机制通常会对受警告公民施加倘若不接受警告将会遭致怎样的严酷惩处的威胁,这是一种心理和精神上的压迫和强制,事实上倘若受警告者仍旧一意孤行、不听警告的话,确实会遭受比较严厉的惩处,上文引证的那份俄罗斯解密档案文件《—年间被追究刑事责任者和受到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关预防警告者的人数资料》清晰地记载着:在—年,“先受到警告后被追究刑事责任者”就达多人,—年也达到50多人。
此外,受到克格勃“预防警告”的苏联公民,无一例外地都必须在笔录上签字,也就是在克格勃建有“档案”了,这些文件材料一般会保留在当地克格勃机关里,当事人自然就成了克格勃工作人员经常性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