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深度思考究竟谁该为陈主任之死买单
文：董凌燕
江苏省苏州市
年5月5日下午6点左右，医院口腔科陈仲伟主任被一名患者砍了三十多刀，最终于年5月7日12：39分不治身亡。
看到这则新闻，正常人的第一反应基本上都是错愕，三十多刀，该是多大的仇恨促使这位患者向二十多年前为他做烤瓷牙的医生下手呢？难道仅仅因为烤瓷牙变色就残忍的结束了别人及自己的生命？
据说这个患者有精神病病史，如果这个患者真的是精神病病人，那么一条疯狗咬伤了人它的主人还要负责呢，一个精神病病人杀了人就没有人负责任吗？看这人出手狠辣且行凶后跳楼身亡，我宁愿相信他是在生活中积压了大量的仇恨然后迁怒并恶意报复到陈主任身上。
看看上面的悼文，深觉感性有余而理性不足。“我们口口声声对恶性暴力伤医事件表示强烈谴责，”，那么到底是在谴责谁？
据说这个患者在之前就找过陈主任的麻烦，且陈主任还报过警，但并没有得到妥善处理。患者的家属丝毫没有觉察到患者的行为异常吗？接警的警官，医院行政部门，他们不应该得到办事不力的惩罚吗？
近几年，频频有暴力伤医事件，医院把规避医疗风险放在了首位，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只要是有创性的检查或治疗，比如胸穿腹穿骨穿甚至股静脉置管、化疗等都要家属或患者本人签字，告知在检查或治疗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如同意承受这种风险，请签字，如不同意，就不签字，当然，如不签字就不给予相应的检查和治疗，医院冷冰冰且推卸责任的感觉，这要怪谁呢。
在医学上，可以说任何操作和治疗都是有风险的，因为人的体质是千差万别的，比如前几年在南京发生的利多卡因过敏事件，医学规定给患者使用青霉素前必须做过敏试验，因为很多人对青霉素过敏且会造成严重后果，可是，医学没有规定给患者进行利多卡因过敏试验，因为对利多卡因过敏的人少之又少，这个病人最终因利多卡因过敏死亡，这是医患双方都不可能预料到的事情，可是，它就是发生了。
从医十八年，病历越来越厚，病历的实质性内容（医嘱、入院录、病程记录）并没有增加，增加的是各种各样的家属签字和医患沟通记录，医院为此还专门成立了医患沟通办公室。
十年前，没有医患沟通这张纸；三年前，医患沟通只需要写一份，也就是入院时告知患者或家属有关病人的病情治疗及可能出现的风险，如果有病情变化，再随时沟通并签字；现在，医患沟通至少需要两次，入院一份，出院一份；据说，医院马上要规定医患沟通最起码要有三份，入院一份，住院过程中一份，出院一份。
从院长到科主任，都在强调医患沟通是医疗工作的重中之重，你做的再好，如果沟通不到位，家属有意见，你都是白做。但凡有一点医疗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非正常现象，医学生誓言怎么说的，“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我们被病人托付的是健康是性命，健康至上性命至上，这才是医生应该具备的基本理念，可是，这个理念已经被逐渐恶化的医患关系所摧毁，医生也是爹生娘养的人，我们在治病救人的同时当然也要保护好自己。
为什么近几年医生常常被推到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呢？这是社会重重矛盾积压在医生身上造成的。首先，看病难的问题，政府实行医疗分级制度，就是按照疾病的轻、重、缓、急及治疗的难易程度进行分级，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承担不同疾病的治疗，各有所长，逐步实现专业化。医院承担的一般门诊、康复和护理等分流到基层医疗机构，形成“健康进家庭、小病在基层、医院、康复回基层”的新格局。
可是，无论什么疾病，普通老百姓医院就诊，医院医院门可罗雀的现象。一个呼吸科医生一个上午要看七八十个病人，一个皮肤科医生一个上午要看一百多个病人，而医生看一个病人需要问诊体检写病历开处方。
对于病人来说，他面对的是他一个人的疾病；对于医生来说，他面对的是七八十个甚至上百个病人的疾病，这势必造成病人对就诊的心理预期和医生的实际处理有差别，排了半天队等了半天医生只给看了几分钟，能不说看病难吗？殊不知看病几分钟需要动用的是医生苦读五年积累数年的经验，这些都是看不到成本的高成本啊。
其次，看病贵的问题，因病致穷的家庭越来越多，这是一个现实存在的问题，可是，大家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若是医生本人生病同样会出现因病致穷，因为看病的费用不会因为你是医护人员而少收一分一文。看病贵能单单归结到医生身上吗？医疗技术在进步在发展，以前不能治疗的疾病现在逐渐有了治疗手段，新的治疗手段肯定意味着高昂的价格。
另外，一个新药品的研发销售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需要各级部门的层层审核，这属于正常现象，可是为什么那么多同类产品的新药医院呢？这不是明显的资源浪费吗？为什么没有人出面质疑这个问题呢？因为对于大多数病人来说，他们不了解各级审核部门，他们只知道和他们打交道的就是医生，所以很容易就把看病贵的问题归结到医生头上。
邓小平同志有一句名言：“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干不了坏事，不好的制度，能让好人变坏”。通常认为，如果一个人在同一个地方摔两次跤，他会被人们笑为“笨蛋”；如果两个人甚至更多人在同一个地方都摔了一跤，那么肯定是这条路有问题了。
每次的伤医事件出来，医务界人士都是一片哀嚎，物伤其类，这是人类的本能，可是，哀嚎的又都是这次事件本身的受害者，路还是那条路，下次照样有人摔跤。如何修正这条路，才不至于再让人在这里摔跤？这不是个别医生能解决的问题，这是政府的职责。在这条容易摔跤的医疗之路上，医生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患者们更是零容忍稍不如意的治疗方案，互不信任就这样产生了。
把凡夫俗子的医生上升到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度，医院设定为医疗服务机构，医院自负盈亏，既要让她做婊子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又要求她有圣母的光辉无私的照耀别人，这本身难道不就是一个悖论吗？
医生面对的是病人，而每个病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独一无二的个体拥有着人类的共性和自己的个性，同样的治疗方案用在不同的人身上就是会出现不同的治疗效果，矛盾就这样产生了。
其实，哪个医生不想把自己的病人治好呢？同样的病人，大家都是素不相识，根本不存在偏向谁歧视谁，可是，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的人愤怒不平呢？有的人看得起病，有的人看不起病，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也是很多人心中的不公平。
无良媒体在日益恶化的医患矛盾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了赚取眼球而过分夸大甚至谬传医疗事故，比如近期出现的徐医附院给患者做胸腔手术后肾脏失踪的事件，但凡有一点医疗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可是，众多老百姓还是被煽动的义愤填膺并把自己当做正义的化身而在网上大肆谩骂医务人员。媒体是什么，媒体人的基本职业素养应该是尊重科学尊重事实，而不是故意耸人听闻的小道消息发布源，这样的无良媒体如果得不到相应的惩罚，社会风气势必每况愈下。
如果整个社会风气都是不宽容的，社会中的每个人也会是睚眦必报的。我们来看看梁启超先生是如何面对医疗事故的。年梁启超因医院，被诊断为肾肿瘤，医生建议切除“坏肾”。当时国人对手术还有恐惧心理，梁启超为倡导西医决定手术。手术护士用碘酒标明手术位置时，把本该标明的左肾标成了右肾，而主刀医生也没仔细核对就将梁启超健康的右肾切除了。当医生误割了梁氏并无病变的右肾后，医院和医生进行了谴责，如学者陈西滢写的《尽信医不如无医》一文，抨击尤为严厉，诗人徐志摩在《晨报副镌》上也对此事提出了批评。
在一片谴责声中，当时犹在病床上的梁启超为了维护西医的声誉，曾带疾撰文，希望人们不要为了个别病例误诊而全面否定西医的科学性。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当医生面对的是人的生命的时候，就是不能出错，出错的概率再小，放在出错人身上都是百分之一百，医生犯了错误理应受到相应的惩罚，这是应该的，但惩罚要合法，而不是胡乱发泄私愤。
医生也是凡夫俗子，不要放在道德的高架上神圣化，也不要放在脚底下任意践踏。这是国人容易犯的毛病，当非典来临的时候，每个医生都是上帝派来治病救人的天使；当非典过去的时候，每个医生又都回到人间做白眼狼。
胡适说：“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如果每个医生都遵守医疗规则不乱开药乱收费，如果每个患者都遵守诊治规则不乱质疑，那么我们的医疗环境才可能恢复正常有序。
其实，还是对医生态度友好的患者居多，但媒体绝不会报道，因为医患和谐是正常的社会现象，吸引不了读者的眼球，能吸引眼球的是医患矛盾，矛盾越激烈，吸引力越大，这是人性的猎奇和幸灾乐祸心理在作祟。
究竟谁应该为陈主任离世的责任买单？我看：行凶者及家庭、医疗制度、不力的卫生行政部门、无良媒体、社会风气、你我他，都逃脱不了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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