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医学教授演讲强调医院需恢复神圣和博
在这个医生失去医德、“看钱行医”、医患关系紧张的社会，一位医学教授的演讲令全场鸦雀无声。在年12月13日召开的“国际临床科室管理年会”上，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袁钟发表了《做与文化相适应的医生》的主题演讲，道出了“医生本质”，发人深省。
在此次振聋发聩的演讲中，袁钟教授首先从两个层面提出人文医学的重要性：第一个层面是价值观，第二个层面是人文智慧。价值观是道，人文智慧是术。关于“道”，袁教授解释说，医院，这是价值观出了问题，有的医生说“当医生就是为了赚钱”，但当医生的意义远超过赚钱。什么叫尊严？袁教授称，自己也是一名医生，非常有体会。一个人找你看病，把所有隐私告诉你，把衣服脱光了让你检查，把所有痛苦告诉你，把生命都交给你，这种人是仅次于神的人，而不是一般人。如果医生不好好看病而是看患者的口袋，患者会恨死你。他还特别提到了基督教两个很重要的东西，一是神圣观念，再者是博爱精神。此外，他还强调了人文精神需要救赎。以下是袁钟教授演讲原文：经常有学生问我人文医学有什么用处？我想从两个层面来说，第一个层面是价值观，第二个层面是人文智慧。价值观是道，人文智慧是术。价值观里的尊严首先，我想说一下“道”的问题。现在又到年底了，医院医院总结大会，我听过一些院长开总结大会时说：过去的一年，经过全院职工的不懈努力，医院的住院患者增加了20%，我们的门诊患者增加了30%，我们的收入增加了10%。那么这句话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可能在座的主任和医生们都会觉得这是意见很自然的事情。其实我告诉大家，这不应该是院长说的话，这应该是企业家说的话，我们院长该怎么说？我们应该说的是“我们治愈了多少人，我们帮助了多少人。”我医院，这是价值观出了问题。也有医生告诉我说，自己当医生就是为了赚钱。这本身没错，但我想告诉你，只想赚钱，千万别当医生。这个社会上比当医生赚钱的工作还有很多，卖房子、开矿、做金融、做IT……但是，只有两个行业又有钱又有尊严，一个是医生、一个是教师。在日本，只有两个职业能被成为“先生”，同样是医生和教师。我有一个朋友，医院的科研处长，他是维吾尔族人。他曾经给我讲过一个事情，在维吾尔族人认为人去世了可以升天，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升天，要经过集体讨论，贪官、坏警察、坏城管要被打入地狱，但只有两个职业可以不经过讨论集体升天，那就是医生和教师。什么叫尊严？我也是一名医生，我非常有体会。一个人找你看病，把所有隐私告诉你，把衣服脱光了让你检查，把所有痛苦告诉你，把生命都交给你，这种人是仅次于神的人，而不是一般人。如果医生不好好看病而是看患者的口袋，患者会恨死你。基督教两个东西很重要，一是神圣观念，再者是博爱精神。神圣观念告诉我们医生是一群优秀的人。中华中国医师协会的张雁灵会长跟我讲，他九十年代去日本，日本当时有人专门来拜访这帮医生，这让中国去的医生们很奇怪，“我们不是政治代表团，我们又不是经济代表团，也不是外交代表团，只是医生代表。”最后那位拜访者说了一句“我一辈子想当医生，可是考不上，我尊敬医生！”医院的董事长李碧菁是个犹太人，她曾告诉我犹太人为什么比其他人好像多那么多聪明、成功的人，其实就是因为犹太人有神圣观念。犹太人认为他们是上帝的子民，所以他们比其他人更努力、更勤奋，也就更易成功。医生应该有神圣观念，都是最优秀的一群人，不管在哪个层面，即使村医也是当地最优秀的人。前两天台湾有个医生很优秀，柯文哲现在成了台北市市长。医生在当地不仅是医生，他是领袖，一个好医生不仅是技术而且他的人品也要得到大家的认可。但是大家也很清楚，这些年我们社会出了很多问题。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的学生投毒杀死自己的同宿舍同学，他说过一句话“我是个‘空人’，没有价值观。”我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他为什么是个“空人”？想一想这些年还有几个大学生杀人的，比如马加爵、药家鑫。我们这些年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我们创造了精神财富吗？大家可以扪心自问。我们国家有很多传统美德，爱国家、爱家庭、爱故乡、讲孝尽、讲勤俭、讲以德服人，讲天下为公，讲克己复礼，讲温良恭俭让、讲礼义仁智信，好像现在这些都没有怎么讲。人文精神的救赎主持人孟飞说过，这些年来《非诚勿扰》相亲最成功的不是大陆，而是台湾和香港的男士。香港很多青年可能参与了占中，但一些美德可能并不比我们大陆差。为什么港台男士现在比我们大陆男士更受中国女孩的喜欢？我们说看一下马英九、连战，再看一下徐才厚、薄熙来和周永康。谁更有中华美德，谁没有中华美德。前不久中华书局刚刚出版了台湾的中华传统文化基础教材两本。我所有的台湾朋友都告诉我，他们从小都读《论语》，而我们在干什么？我们的思想品德课在集体掩耳盗铃。有北大教授说我们这几年培养了很多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什么叫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精致”是聪明，“利己”就是所有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真的应该好好反省，有一次我和撒贝宁在武汉对话，他问我“医疗行业怎么样？”，我则回应“先别说医疗行业怎么样，当中央电视台在播“冬虫夏草含着吃”“我生命一号”等虚假广告的时候，就说明整条河流都已经被污染，没有哪个鱼能摆脱被污染，治理污染的办法就是治理上游。党中央习总书记现在正在治理上游，河流也许很快就能干净。这其实就是价值观。各位都是掌握了各种先进技术的大专家，有了满身功夫可以干两件事情，一是见义勇为，二是拦路抢劫。干好干坏，人内心的文化决定你最终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有位医生告诉我，他在消化科上班的第一天，他们科室要完成的一个指标还没完成，快要下班的时候来了一个患心血管病的农民因为挂错号找到了他，但是他当天一个病人都没有，因此当时就违背良心给这位农民看病给开了药，病人抓药再回来问他时，他觉得内心实在过意不去。他就告诉这位农民再去挂一个心血管的号，那个农民突然哭道“我钱都用光了”。这位医生后来说道，他当时有一种坐台的感觉，医院，不再做医生。我们在当医生、院长、干部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千万不能让我们的医生去牺牲善良才能获得正当权益。他本来该有一万块钱的工资却只他发两千，另外八千块钱让他自己去赚，这是邪恶的。什么叫医疗？医疗起源一个同情心，人贵在有同情心。最初人们因为看到受苦受难，有人难受就去帮他，这才叫做医疗。医院？中世纪的时候，基督教派的社会有很多流浪的、无人管的乞丐穷人。因此，他们设了一个场所让他们缓解苦难，医院。因医院，如果把这个精神泯灭了就不再叫医疗，那叫交易，它不可能有尊严。医院当成一个企业，我们的领导们在一块开会最喜欢说的是“医院5个亿，医院8个亿，医院9个亿，医院12个亿，医院20个亿。”我想这人文医学就是干这个的，塑造医生的价值观。为什么协和的妇产科主任郎景和院士告诉他们科室医务人员每周必须读一本本专业以外的书，就是为了扩大知识面。我们的医生应该学会和人打交道，我们不能只会和疾病打交道。“有时去治愈，经常去帮助，却总是抚慰”，总是抚慰，但我们有抚慰能力吗？这恰恰是医学人文要弥补的。中国医生和美国医生的区别在哪？中国医生现在临床经验非常丰富，我们做了那么多手术。但是中美医生比较下来，我们的差别在于爱。美国医生让病人感到有爱，中国医生感觉不到。不够相信科技，这是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的这种很重要的一部分。全世界大多数民族都认为人死了可以升天轮回有下辈子。但我们这个民族想追求长生不死，所以我们发明了很多长生不老的办法。我们绝对是一个没有死亡准备的民族，中国人什么都能忍受，家庭矛盾、工作矛盾、社会矛盾能都忍，但是在死亡面前却忍受不了。我们没有准备，面对死亡的第一个心理反映就是愤怒和震惊。因此，我们的传统文化太需要医学人文精神。我讲最后一个问题，也就是怎么当好医生的问题。第一，为自己做个好医生。我不想讲让大家如何去学雷锋，学白求恩，我只需要给老专家和当老师的讲，你们一定要想到自己老了会落到什么样的医生手里。你先做好医生，你的学生才能是好医生，等你老的时候，这个老医生就会照顾你，你现在不好好做医生，等你老了你的学生就会按你的方法收拾你。我们不能让学生学雷锋而自己在学和绅。第二，为孩子做个好人。很多事情，中国人只有为了孩子才会做，才会改变。我经常讲戒烟的问题，如果我们学老外在烟盒上印上骷髅和黑肺，但很多人根本不会戒烟。我们什么情况下才会戒烟？只要在香烟包装上写下“抽烟会让你的孙子变为畸形”，我想他一定戒烟。第三，人的价值是利他的。人这一辈子干嘛来了？如果有机会去新疆的沙漠里面看看，如果有一摊水，就一定有草，有草就有牛羊，有牛羊就有人，人背后就没有东西吃我们了。草的价值就是让牛羊活的好，牛羊的价值就是让人活的好，人的价值就是让其他生物活的好，这个社会有了你多一份美好，千万不要让这个社会因为有了我而多了一份痛苦或者不好。
医院十字架标志，来源于“基督教”
十字架是古代一种死刑，本是耻辱的标志，也是一种酷刑。却因耶稣上了十字架，十字架因此成为平安、和平、拯救、仁爱的象征！红十字会的创立也与此有关。
关于医院十字架的由来，可谓鲜为人知！基督徒认为这事与基督教有直接关系。非基督徒认为这事与基督教没有关系。在非基督徒的眼里，医院十字架与瑞士的国旗有关（注：请不要忘了瑞士也是基督教国家）。事实上，这种说法根本就站不住脚。为什么这么说呢？医院都没有使用红十字架作为标志。医院使用红十字架作为标志。这是因为，医院的前身就是悬挂医院。医院属于基督教组织所创建，且医院最初建筑得像一座教堂，屋顶上有十字架。医院一直沿用十字架作为标志。中国基督教会也使用红十字架作为标志。不过，虽然都采用红色，但是二者的比例略有不同。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西医是如何传入中国的？
西方传教士为了使中国能走上进步之路，以自己的血汗、青春、生命为代价，不远万里来到贫穷落后的中国。遍布在中国最为艰苦的地区。英国传教士戴德生名言：“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表达他对中国的爱，彰显奉献与牺牲之精神。事实上英文裡面还有一句话他说「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
殊不知，教育、出版、医学是晚清以来基督教传教士间接传教的三大途径，学术界对此已有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相关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年；马伯英、洪中立：《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上海文汇出版社，年；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年；赵璞珊：《西洋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历史研究》年第3期；杨念群：《“地方感”与西方医疗空间在中国的确立》，《学人》第12辑：《传教和行医：不同道不相为谋》，《自然辩证法通讯》，年第4期；邹振环：《西医译著与近代中医界的反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年第1期；陈建明：《近代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宗教学研究》，年第2期。
医院制度主要源于欧洲。中世纪欧洲宗教占统治地位，医院作为传教手段之一，医院开始成为慈善事业，为贫困、残废者看病。公元9世纪的欧洲，设有许医院，供来客住宿和看病。文艺复兴以后，随着医学科学的进步，医院快速发展，逐渐形成以医疗为主的、集治疗、护理为一医院。这种制度，随着传教士的足迹，传到美洲、非洲和亚洲。
西方医事制度为中国所知晓，并非始于晚清。明末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在所著《职方外纪》(年出版）中，医院制度：但是，医院制度传入中国，始于晚清，始于新教传教士。
早在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年）与东印度公司医生李文斯顿在澳门开设一家眼科诊所，是为基督新教在华行医施药的开始。几个月内，诊所便为名病人施诊。年，马、李与新来华的郭雷枢(T.R.Colledge)医生，医院，主要为穷人施诊，主治眼病，兼治他病，来诊者每天平均有40人之多，澳门附近亦有人前往就诊。据统计，从年到年10月，5年之中，共治愈余人。
年，英国传教士高立支在澳门开设了一家医院。
年11月，来自美部会的专业医师伯驾（～年），开办了东方第一所医院——广州眼科医局，医院的前身。据伯驾给美国传教总部的第一份季度报告说，医院租用当地商人的楼房，具有一定规模，可以接纳个病人候诊，收留40个患者住院。伯驾是近代中国基督教从事医药传教之首位牧师，他的外科手术特别引起人们的北京看白癜风好专科白癜风哪里权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