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科病房什么样nbsp哈佛医学
从走进哈佛的那一刻起，罗思曼便明白，她所面对的不只是患者肉体、精神的苦痛与挣扎，更是在直接窥探令人无言以对的生命奥义。《哈佛医学生的历练》是一个哈佛医学院学生整整四年的精神成长、医学历练实录。作者娓娓道出自己由懵懵懂懂“白袍加身”的一年级生，历经急诊科、妇产科、儿科、精神科等全科实习，在工作和生活的重压下，成长为一名优秀医生的心路历程。今天为大家推送本周连载的最后一篇文章：精神科病房。
满是门锁的精神病区
在医院迷宫般相互连接的建筑中，最右边那栋楼的顶层是成人精神科病区。病区的门是锁上的，但以前并非如此。几年之前，这是一个开放式的病区,病人们可以自愿留下，也可以随时离开。但医疗保险公司认为，如果一个精神病人不需要一扇安全上锁的门，那他就没必要住院。以前开放式病区所有的门都只是装上了灰色的金属锁，保护里面的资产。现在，医院所有的精神科病房和这个州其他地方的精神科病房一样，都上了大锁。儿科病区的前门上系着一个复印的标牌，上面警告:“小心精神分裂者!”笨拙的黑色字体下面是一群笑嘻嘻的卡通小孩子。
到4层之后，出了电梯便是一间装了厚玻璃的休息室。透过玻璃可以看到里面的成人病房。一道粉色的金属门把里外分隔开来，这间粉色的休息室再也没有其他的门或通道。一旦不锈钢的电梯金属门在我身后关闭，精神病区再也没有第二条出去的路。我能看见门厅和护士台，几个病人在门厅来回走动,一个人停下来把一杯姜汁汽水放到护士台前面的小桌子上。一个高个儿、褐色卷发的女人站在护士台前，上身穿着复古的外套，下身穿着喇叭牛仔裤。她胳膊下夹着一个书写垫板，手腕上套着一个深粉色的塑料钥匙圈，钥匙圈上面只有一把银色的钥匙。我按了按门铃，尽管隔着厚厚的玻璃听不见门铃声，但我看到那个女人隔着玻璃冲我笑笑，随后拿起银色钥匙打开门。“有什么能为你效劳的吗?”她说。
病区很小。整个病区被设计在一个L型的走廊上，入口正对着位于中心角上的护士台。卧室、活动室、5间小会议室、2间大会议室分列在狭长走廊的两侧，走廊从头走到尾也花不了一分钟时间。病区里的18个病人一直都被限制在这块狭小的空间里。他们必须得到特别批准才能到外面待一小会儿。走廊上所有的木门都有灰色的金属锁，所有的卧室门上都有一扇狭长的玻璃窗。每隔5分钟，会有一名工作人员透过这些玻璃窗往里看一下，密切监视房间里的病人。
每间卧室外面都贴着一个硬纸板标牌，上面标着房间里病人的名字：卡罗琳·S、汤姆·D、吉姆·B、米歇尔·H、杰茜卡·B、纳塔莉·M。空荡荡的房间里有一到三张简易床，床上经常是乱糟糟的，医院的白色棉毯被随意地扔在上面。每个房间的角落都有一排木头储物柜，每个储物柜上也有硬纸板制成的名字标签。除这些以外，房间里什么都没有。让人奇怪的是，连照片、卡片都没有，甚至连一点儿个性化的小摆设、小装饰都没有。
活动室是病房里唯一不上锁的房间，而且随时向病人开放。活动室里有一张配有木椅子的桌子，又长又窄的桌子几乎和房间一样长。桌子四周摆着淡紫色的软塑料椅，最长的那面墙上有一排窗户。房间角落里的大电视机一直开着，而右边角落里有一架破旧的竖式木钢琴。病人们可以聚在这间房里打牌、下四子棋、一起聊天和看电视。在用餐时间，活动室还兼做餐厅。每天8点、12点、17点，门铃一响，餐饮服务员都会推出一辆叠放着自助餐盘的大金属推车。有个患妄想症的病人抢其他病人的餐盘，引起过一场轩然大波。这个病人认为她自己的餐盘被下了毒。几天以后，对她的药物治疗起到了作用,妄想也随之烟消云散。
走廊最远端一角是“静思室”。有时候当病人无法用其他方式控制自己的行为时，他们会自愿待在这里，但他们也会被强行带到那里关禁闭。我在那里实习的一个月里，不止一次看到穿蓝色制服的安全警卫粗暴地控制住某个病人，并将其押进静思室。尽管多次谈论到这个房间，但我从来没有真正感觉到它的与世隔绝，那种滋味只有病人才知道。
不同寻常的精神科查房
经过近一年的轮科实习，我已经非常适应病人与医生之间的互动了。虽然外科、内科、妇产科和儿科有很大的区别，但日常工作完全一样。每天早晨查房的时候，我们会回顾病人的情况，随后重新调整治疗方案。尽管每门学科重视的临床情况略有不同，但我已非常熟悉它们的共性：每天都有冗长的生命体征陈述、重要情况和干预措施陈述。然而精神病科完全是另一回事。
每天晨会上，护士们会给其他医护人员简要报告病人在过去24小时里的病情进展。比如：“爱德华在病区里比昨天更活跃，更引人注目。他下午大部分时间都在活动室里。”或者“昨天下午有人看见兰德尔爬上了后面的楼梯,当他回来时，还拖着他的轮椅。如果你们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将不胜感激。”报告还包括前一天参加集体心理治疗课的病人名单。“纳塔莉、杰茜卡、布利安和爱德华参加了制作T恤的工作坊治疗，简在自己的T恤上画了一朵黑色的玫瑰花，但不愿说出那对她意味着什么；纳塔莉给女儿做了一件T恤，还谈到自己多么思念孩子。治疗课气氛还算轻松，每个人都过得很愉快。”听惯了具体的生命体征、实验室数据和检查结果后，我花了将近半个月的时间才习惯了这样的报告，并搞清楚这些看来近乎是琐碎无聊的事情有多么重要并且有意义。
这儿的查房并不像我以前轮科实习时的那样会在大厅里谈话，随后巡查每个病人的房间。相反，我们会要求病人们到集体治疗室，同他们的主管医生和医疗小组的人进行一次简短的会面。面谈期间，会问到病人的症状、对药物的副反应和今天努力的目标。病人还可以提出特别申请，要求“特批”。
迷茫的精神病人
26岁的格蕾塔是非法留在美国的澳大利亚偷渡客。在她神志清醒的时候,她会把自己的褐色卷发精心编成辫子，而在她情况恶化的时候，油腻的头发就在脑后扎成一个松松的马尾。她手臂上全是斑，两手的手腕处有许多道淡粉色的伤疤。她小的时候曾遭到过可怕的生理和心理虐待。当她的思绪飞离自己身体,飞出这里的时候，明亮的大眼睛会突然布满阴云，并眼神空洞。“格蕾塔!格蕾塔!”实习医生大声喊道,并踢着椅子,“格蕾塔!”
随后，思绪突然飞离的格蕾塔会突然回过神来，眨着眼睛，继续回答刚才中断的问题。
“今天我可以放风吗?”她照例用略带口音但却地道的英语问我们。
放风，是指病人有15医院区域的任何地方散散步。当病人可以证明他们有适当的自控能力时，放风的次数可以增加。格蕾塔有长期的自残史，就在这次住院的时候，她还把剃刀藏在阴道里偷带进病区。
“要是你在外面感到有压力和害怕,那怎么办呢?”精神病医生问她。
“那我就回来。”
“如果你在地上发现一片玻璃，你会怎么办?”
格蕾塔想了一分钟，然后抬起头，用呆滞的目光直直地看着实习医生,说道：“我会用它割我自己。”
“好的,谢谢你诚实的回答。我们必须商量一下,我一会儿给你答复。”
我们必须商量一下——这句话经常会使病人感到困惑。当我们送他们走出房间的时候,病人们会说:“可是,你现在不能回答我吗?我今天不能放风了吗?”他们立刻就想知道结果。但有12个人就坐在他们面前,并对他们和他们的处事能力作出评判,我想病人们会非常不安。也许我作评判时，会在无意中把我所担心的事强加到病人身上，还会出于我个人的情感，对病人的忧虑作出错误的评估。就算评估和控制的方式并没有使病人感到困惑,它也一定会令我感到不安。这个对病人实施严格控制的系统被美化成接管每个病人“超我”的责任。
每一个走进封闭病房的病人都会感觉无法自控和迷茫。人的超我在发挥正常作用的时候，可以建立起自己的人格结构，使自己的行为得体。而病人们的超我已经淡化，除了采用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之外，精神科医生还要教病人理解外部世界的构架，以此重新认识和重建自己的生活。人身限制背后的基本理论源于这样的思想：那些行为严重失控的人渴望来自外部的约束力,以此阻止自己毁灭性的行为。无论怎样相信有些人真的需要我来控制他们生活中最微小的细节，这种控制权还是让我如坐针毡,无法接受。每次当病人带着没有答案的疑问离开房间时，我都会感到尴尬，仿佛我是一场背叛的同谋。
就像儿科的医生一样，精神病科的医生也不穿白袍，以便使病人觉得更放松。不过我认为，不穿白袍，医生也会和病人一样感觉到轻松。在精神科,医生和病人之间的权力差异比我所经历过的任何一种医患关系都要明显。我们有给予病人特权或拒绝给予特权的权力，也有开具改变大脑思维功能的药物的权力，我们的病人住在上了锁的病房里，我们似乎控制了他们的全部生活。病区里有许多合法的警卫，他们会维护病人的自主权，并为我们提供更舒适安全的工作环境。尽管如此，这种权力还是重重地令人不安地落在医护人员肩上,而且雪白的白袍也会如影随形地成为这种令人不安的权力的证据，且避之不及,也挥之不去。
来源：湛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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