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医生，一出生就像十大好书

拿到《纳粹医生》

一看就很像“十大好书”

也许它将在年底各类好书榜中

有不错的收获

虽然很厚，先慢慢读起来

免得在评选现场没话说

选其中第七章

《奥斯维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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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维辛门前的铁轨

奥斯维辛研究所

“无疑，有一些民族多少世纪来彼此仇恨。但是，一个民族如此系统地、在医生帮助下屠杀仅仅是因为属于另一个民族的人，这在世界上是全新的。”

——党卫队奥斯维辛主管医生的弟弟

纳粹集中营、与法本工业公司有特殊关系的苦役营、灭绝营：只有放在其三个历史身份的关系中，才能理解奥斯维辛。

奥斯维辛作为集中营

几乎是从纳粹夺取权力的那一刻开始，集中营就建立起来。达豪集中营是第一所，是希姆莱于年3月20日建立的，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其他所谓的政治敌人被“集中”关押于此。“国会纵火案”后，年2月28日开始实施紧急“保护性监禁”法令，这些政治犯因为被捕，人数颇多。经过了党卫队管理上一个短暂的疯狂残忍阶段后，达豪成了集中营的范本。作为“刑法典和法律常规过程之外的合法的独立管理单位”，这些集中营被希姆莱建立起来。

在年年中，特奥多尔·艾克担任了达豪集中营司令官，后来又担任各个集中营的巡视员和负责党卫队骷髅总队（Dath’sHadUnits）的准将，在他的领导下，集中营此前的疯狂残忍被一种非人格化的系统恐怖所替代。艾克以前曾因自己的暴力行为被希姆莱下令囚禁，有一段短暂时间转到维尔茨堡大学精神病学诊所，在这里如同我们前面提到的，他是海德的病人。他被释放后，希姆莱指派他去管理达豪集中营。不管精神病医生与病人之间发生了什么，这种关系表明海德很早就在职业和医学两个层面对集中营的政策有了重大影响。无论如何，艾克领导下的这些政策发展成为了鲁道夫·霍斯——他在达豪接受训练后担任了奥斯维辛的司令官——后来所称的“对严格的崇拜”和“达豪精神”。根据这些，所有囚犯都是国家的敌人，集中营看守要被训练得残忍，以无情（或“坚硬”）、超然和清廉来执行任务。然而事实上，在这样一个系统中，腐败是一种特有的现象。

达豪集中营

20世纪30年代中期和后期，集中营囚犯的类别扩展至被认定的“习惯性罪犯”、“反社会因素”（乞丐、流浪汉、吉普赛人、游民、“不愿工作者”、懒汉、妓女、赌博者、习惯性酗酒者、流氓、交通违法者、所谓的精神病人和精神有问题者）、同性恋、耶和华见证人教派信徒（这个组织因持绝对的反战主义而被宣布为非法），以及“水晶之夜”（年11月9日至10日夜晚）后的重点——犹太人。

一个鉴定系统建立起来，根据这个系统，每个囚犯的囚服上都缝有一块长方形布料，上面印有不同颜色的三角形：红色表示政治犯，紫色表示耶和华见证人教派信徒、黑色表示“无社会性”者（比如妓女）、绿色表示罪犯、粉红表示同性恋。犹太人的三角形通常为红色，但附加了一个黄色三角形，构成了六角星形（大卫之星）。年后期，这种“犹太星”被废止，改为分类三角形上方加一根水平黄色条。

年发表的关于集中营的法律和社会理论，有着很明显的生物学和治疗色彩。希姆莱的法律权威维尔纳·贝斯特将“极权主义的政治原则”与“系统上不能分割的国家社群的意识形态原则”等同起来，宣布“不管其支持者的主观意图是什么，如同疾病的症状威胁着不可分割的国家有机体一样，不同的政治观念想要获得承认、或乃至于鼓励的任何企图，都会被无情地处理掉”。*所以，疾病治疗的意象就延伸到了集中营——一个更大的治疗与屠杀的颠倒。

这种颠倒，事实上从开始就支配着集中营里的医疗区。极为常见的是尤金·科康所说的：“在集中营内生病，意味着死亡。”党卫队医生或医护兵常常会注射毒药来促成这个结局。比如，在布痕瓦尔德，一个党卫队医生“以注射依维派钠的方式，结束了整整一排囚犯”，然后“从操作室漫步走出，手拿一根香烟，快乐地吹着‘完美一天的结束’的口哨”。

科康曾是布痕瓦尔德主管医生的囚犯文书，他描述了医疗区的囚犯官员的权力，囚犯怎样作为病人被带到这里，如果被认为危险（因为他们暴力对待那些检举他们的囚犯，或者是那些人属于敌对的政治派系），负责的囚犯或是不给其治疗，甚至将其注射致死。在大多数集中营里，开始时是普通罪犯负责医疗区，他们对囚犯的虐待是最严重的；后来政治犯夺过了这种权力，情况就大大改善了，囚犯医生也被允许来做医疗工作。然而，过了不久，党卫队医生和医护兵使用集中营医疗区来进行屠杀。达豪有一些“康复”区，病人和衰弱者被放在里面等死。＋我们知道，医疗区被用来集中那些看似不可医治者或其他的不想要的人，对他们进行“安乐死”杀害。

不过，医疗区也可以成为科康所称的“无数囚犯的一个救护站”。比起集中营里的任何地方，囚犯可以在这里隐藏，囚号可以换换，纳入要杀掉名单的病人可以得到警告和被放过。它另外一个好处，是可以把囚犯藏在传染病房，党卫队人员是很少去那里的。科康说他自己就有3次是藏在肺结核病房，从而逃过被运到奥斯维辛去杀掉的命运。也会有真正的康复区和其他医疗安排来帮助一个人存活下来，比如“康复纸条”就能够让一个人在相对较好的环境中待上几天。

一般来说，被派到早期集中营的党卫队医生医术平平，与纳粹关系紧密，自命不凡。“普遍而言，他们更长于营私自肥而不是治疗，长于杀人而不是救人”。在囚犯身上进行试验也主要发生在这些传统集中营中，虽然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之前，这还不是大规模地组织进行。纳粹医生更经常的工作，是对弱者、病者，以及其他想要杀掉的囚犯进行“病情分类筛选”而杀掉。集中营医生有时也会做类似于巡查囚犯病情的事情，但多半很勉强，甚至很粗暴。

医生的态度一般是好斗的，从一开始起，他们的医学功能就从属于集中营，以及让残忍和杀戮合法化的那些要求，比如，医生填写表格，表明囚犯身体能够承受肉刑，或者是可以被运往另一个集中营。尽管医生也有控制和防止流行病的实际医学功能，但他们唯一关心的，却是党卫队人员的健康。

年6月，奥斯维辛被作为传统集中营的样本而创建起来，当时的意图显然主要是关押波兰囚犯，也作为一个检疫和转运送往德国境内集中营囚犯的地方。最初，奥斯维辛的医学安排与其他的传统集中营并无二致。

作为苦役营的奥斯维辛

在集中营里，囚犯总是要做苦役的，这是恐怖和羞辱的系统程序中一个普遍部分，常常作为逐渐但有意屠杀波兰人和犹太人的一种手段。从年起，集中营里的劳动力就被充分组织起来，被视为一种重要的国家性强迫劳动来源，而且，由于对这种强迫劳动的需要，有了越来越多的逮捕。就T4项目的囚犯而言，能不能被判断为值得活下去的生命，就只看他们给第三帝国权力干活的能力。然而，这使得他们如同人们指出的那样，“活得不如奴隶”。

不过，在这种实用主义之下，是纳粹对劳动的崇拜，他们有一个囚犯可以通过劳动而获得自由的神话。艾克尤其热衷于这个神话，并非讽刺，他很可能就是那个人，那个首先在达豪然后在奥斯维辛入口处贴上那句臭名昭著的口号——“劳动带来自由”的人。

至少是从年下半年起，劳动的作用开始在集中营里占据核心重要性，这最终导致了囚犯处境的相对改善，比如牢房情况和食物，有时还有点金钱奖励、香烟和去营中妓院。劳动成为重点，这与集中营在年3月划归党卫队的经济与管理部（EconomicandAdministrativDpartmnt）是一致的。

党卫军第三装甲师

党卫队的这个部门由奥斯瓦德·波尔领导，负责使用囚犯苦役的经济事务。对比之下，帝国中央保安部作为一个政治和警察单位，则负责对囚犯的残忍关押和大规模屠杀犹太人（见本书—页）。

奥斯维辛开始变成奴隶劳动的一个重要来源，为法本公司一个生产合成机油和橡胶的大工厂干活。在年年初选址时，这个工厂就考虑了能够得到集中营的劳动力和煤与水的资源。整个运作被称为“法本奥斯维辛”。奥斯维辛囚犯来修建这座被称作“法本丁钠橡胶”的工厂，后来在比克瑙建立法本公司下属的集中营，而那里的大部分屠杀已结束。年，法本公司在莫诺维茨建立了自己的外营，它仍然是奥斯维辛整个系统的一部分。这处设施，意在增加法本公司对劳动力的控制，降低开销，减少囚犯前往工作场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在这种莫诺维茨经济中，法本公司负责囚犯的食物、住所和医疗，党卫队负责警卫和惩罚。在对囚犯的野蛮剥削上，集中营当局与法本公司官员之间一直有密切的沟通。囚犯们从清晨三四点开始干活，一直干到天黑下来肚子饿瘪之时。（见本书—页）然而，不管他们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或是进一步虐待囚犯，或是稍稍改善一下处境，工作效率总是很低。

从年年初开始，在剥削奥斯维辛囚犯劳动力方面，其他大公司也加入了法本公司的行列。这些公司中有克虏伯，它把一个被炸毁的雷管工厂迁到了奥斯维辛；有赫尔曼·戈林公司（煤矿）；有西门子—舒克特（电气部件）；还有施佩尔的武器和军工生产部的“战斗机办公室”，年时它曾打算征用囚犯修建一些秘密的飞机工厂，但因能够干活的囚犯越来越少而受阻。这些公司和其他公司主要是使用莫诺维茨（它被称作“奥斯维辛III”）的囚犯，在方圆数英里内修建了一个卫星营系统。

霍斯指出，由于有官方政策，要让足够数量的囚犯活下来干活，“奥斯维辛变成了一座犹太营??一个犹太人的汇集之地，在规模上远远超过以前所知的那些集中营。”然而，实际上大部分犹太人刚一运到就被杀掉，所以在年之前他们没有构成集中营囚犯的主体，即使在那以后，就囚犯层级而言，也是人数较少的德国人（政治犯和普通刑事犯）和波兰人居上。

集中营的劳动功能，不仅要求进行大规模筛选来判断哪些囚犯要马上杀掉，哪些可以干活而暂时留下来，+而且要求集中营的医疗区起作用，囚犯可以由囚犯医生来治疗。的确，与其他任何集中营相比，奥斯维辛更体现了纳粹在实用主义强化（利用囚犯苦役从事战争工作）与屠杀狂想之间的内在冲突。但是，不管劳动的安排设计得有多么好，与集中营的屠杀功能相比，它仍然是第二位的。

作为灭绝营的奥斯维辛

灭绝营于年底和年初出现。在波兰有6座：切姆诺（库姆霍夫）、贝乌热茨、索比波尔、特雷布林卡、马伊达内克和奥斯维辛。前面4座完全用于屠杀功能，但有时只有切姆诺和贝乌热茨被视为“纯粹的屠杀营”，因为特雷布林卡有过强迫劳动的少量生产性活动，而索比波尔也至少有过这方面的计划。不过，只有奥斯维辛和马伊达内克把相当份量的奴隶劳动与系统屠杀功能结合起来了。那4座完全的屠杀营由党卫队警察部门管理，而不是管理奥斯维辛的经济与管理部。不同于奥斯维辛，其他屠杀营（切姆诺不在内）的设备和人手大部分直接来自“安乐死”项目，包括一氧化碳毒气室和屠杀中心的人员。其屠杀设备早期的安装和运作很大一部分上实际上由克里斯丁·沃思监管，他也为T4屠杀中心做了这些事（见本书71页）。

在大规模屠杀的愿景和技术上，奥斯维辛有了巨大的提升。纳粹那种生物学想象光怪陆离地体现在奥斯维辛的愿景之中，霍斯曾回忆希姆莱对这座屠杀营目的的描述，对此有所揭示：

犹太人是德国人民的永恒敌人，必须被消灭掉。我们掌握之中的所有犹太人都要无一例外地毁灭，就在现在，就在这场战争之中。如果我们未能成功地毁灭犹太人这种生物，犹太人有一天就会毁灭德国人民。

希姆莱

霍斯回忆，年夏天，希姆莱“突然召他”前去，告诉他：“元首已经命令犹太人问题要一次性地全部解决，所以我们党卫队就要实施这个命令。”希姆莱解释说，东部现有的灭绝中心不能够完成“可以预见到的大规模行动”。奥斯维辛被“特别指定”用于这项任务，因为它的位置对于通信和运输都很有利，同时又孤立和掩人耳目。希姆莱向霍斯强调这件事的重要性，这项“困难而又繁重的工作”要求“全身心地投入，不管会出现什么困难”。霍斯要“把这个命令视为绝对秘密”。

对于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这样一个很快就会阐明的政策，奥斯维辛作为其主要的执行机构具有特殊地位。这项任务要求，霍斯与帝国保安总局负责犹太人事务的阿道夫·艾希曼一起探讨“实施这种消灭的方式和手段”。

尽管希特勒早期就有过消灭犹太人的言论，但纳粹考虑了驱逐、自愿移民、在马达加斯加进行重新安置等不同的计划。只是在这些计划被放弃之后——发现它们因各种原因难以实施，包括其他国家不愿意接收大批犹太人，于是做出明确的决定来实施“最后解决”。年时，德国还有大约35万犹太人（已是由51.5万人减少而来的数字），而纳粹的入侵和吞并又带来了更多的犹太人。年3月，威廉·凯特尔签发了入侵俄国后希姆莱屠杀部队在俄国行动的命令。7月31日，在入侵开始后，戈林给海德里希签发命令，授权他做好组织上和财政上“所有必要的准备”，以“完成德国在欧洲影响范围内的犹太人问题的完全解决”。其他机构也得到命令，在需要时给予配合。

艾希曼

组织驱逐犹太人的权力这时交给了艾希曼——这个帝国保安总局的犹太人事务专家。霍斯记忆中与希姆莱的会面，可能就是执行这个命令。年11月21日，海德里希命令政府各部门秘书和党卫队首领开会，讨论“最后解决”，这就是年1月20日在帝国保安总局一座别墅内召开的“万湖会议”。会上引用元首的权威，讨论将犹太人遣送到东部的问题，在东部，幸存者的劳动价值将“得到相应的处理”。会议上也有一些枝节问题的讨论，比如混血婚姻、老犹太人和战争老兵的问题，据说这些人将送到特莱西恩施塔特的模范集中营去；但会议的核心很清楚，尽管并没有完全说出来。如同希尔贝格所言：“普遍而言，关于‘最后解决’的新闻已是传遍了官僚机构的各个层面??一个人对此知道多少，这要看他与这些毁灭行动的关系密切程度，看他对这个毁灭过程性质的了解程度。”

年年初，这个屠杀程序的细节既不清楚也没有解决，直到春季在波兰设立了那些毒气室集中营后，才被落实。由此导致了遣送开始与建造屠杀设施之间的时间不衔接，于是一些东部犹太人区就出现了过分拥挤，出现了让犹太人“迁移”的官僚神话。霍斯的回忆很清楚地表明，一旦人们知道了元首实际上想要什么，个人动机会极大地影响这种“解决”。

本文经出版机构汉唐阳光授权，选自《纳粹医生》。

《纳粹医生》[美]罗伯特?杰伊?利夫顿著江苏文艺出版社\汉唐阳光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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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15本关于集中营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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